《呼啸山庄》的色情化改编，将经典变成爱情闹剧？ -

“文化周报”持续为您汇集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及书店业的最新动态。本周聚焦威尼斯电影节对加沙冲突的关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禁书令的调整、电影《呼啸山庄》预告片因偏离原著引发争议以及巴美列·捷福奖入围名单公布等事件。其中，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突尼斯导演考赛尔·本·哈尼耶作品《欣德·拉贾布之声》引发广泛关注，该片以23分钟的全场掌声赢得银狮奖。影片还原了2024年1月加沙北部5岁女孩欣德·拉贾布的悲剧遭遇——她被困于被炸毁的汽车残骸中，周围是叔叔及四名堂兄弟的遗体，在通过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救后，仍与救援人员一同遇难。以色列军方尚未对此事件启动正式调查。导演哈尼耶在首映式上表示：“当听到欣德的声音时，她的言语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呐喊。这是加沙的呼救，却无人能真正触及。”主演萨贾·基拉尼强调：“欣德的故事不仅关乎个体，更承载着整个民族的苦难。她的声音是过去两年19,000名加沙儿童生命印记的一部分。”而欣德的母亲维萨姆·滨田则期望该作品能成为终结战争的契机。

威尼斯电影节素有国际电影界“非政治化”代表的美誉，却在2025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关怀。本届参展作品以战争、就业等社会议题为核心议题，其中《炸裂白宫》（A House of Dynamite）通过核武器议题引发深思，《拯救地球》（Bugonia）以气候灾难为隐喻构建寓言叙事，而《无可奈何》则直面就业焦虑这一当代困境。正如巴勒斯坦导演哈尼耶所强调：“电影无法让欣德重返人世，也无力抹去她所犯下的罪行，却能将其声音留存于世，穿越国界激发共鸣。”她坦言：“我没有政治权力，也不是活动家，唯一拥有的是稍纵即逝的影像表达工具。但至少通过这部影片，我得以发声。”与此同时，电影节外正上演着关于文化抵制的激烈讨论。逾3900名电影从业者联名签署由巴勒斯坦电影人团体发起的誓约，明确拒绝与“参与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的以色列电影机构合作。这一行动追溯1987年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电影人联合抵制，强调“影像具有塑造认知的力量”，号召行业共同体为遏制加沙人道危机贡献力量。

《欣德·拉贾布之声》剧照（图源：豆瓣）以色列电影界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以色列编剧协会主席纳达夫·本·西蒙认为，抵制运动“伤害了那些致力于促进对话和在各国人民之间搭建桥梁的人”。他指出，以色列绝大多数电影依赖公共资金支持，对以色列机构的抵制将严重影响以色列创作者及其作品。这一观点得到以色列纪录片论坛和导演协会的联合声援，强调以色列电影人致力于“讲述复杂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巴以冲突的故事”，不应将创作者与政府混为一谈。虽然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亚历山大·佩恩在发布会中宣称“只关心对电影本身的讨论”，但本届电影节无疑已成为展现政治与现实问题的舞台。正如有媒体人所评论的，电影正充当着“紧急反应装置”（quasi-urgent response unit），帮助观众解读这个失序的现实世界。02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禁书令陷入争议近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以删除“露骨性内容”为由，将包括《使女的故事》在内的众多文学作品从学校图书馆中移除，引发了对言论自由与教育管控的激烈辩论。为此，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短篇故事，公开批评阿尔伯塔省推行的广泛禁书政策。阿特伍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其反乌托邦作品已被阿尔伯塔省列为禁书，她重新为该省青少年创作了一篇“合适的”短篇故事。她直言此举是对该省教育部长将学生视为“愚蠢的婴儿”的回应。在这个故事中，阿特伍德塑造了约翰和玛丽两个“非常非常好”的角色，“他们从不挖鼻孔、拉肚子或长青春痘”。最终，在没有性生活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生育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今年5月，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妮尔·史密斯辩称此举“并非禁书，而是为了保护孩子免受教室中不应存在的露骨色情内容的侵害”。该政策将“露骨性内容”定义为“对性行为进行详细清晰描述的内容”，禁止从幼儿园至12年级学生接触符合该定义的任何材料。阿尔伯塔省的禁令源自保守力量“父母权利”团体的激烈游说，其思路与美国近年禁书风潮相呼应。要求公立学校于10月前完成对书籍的清理，埃德蒙顿学校董事会已公布将移除超过200本书籍，除《使女的故事》外，还包括乔治·奥威尔的《1984》、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经典作品。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7 面对舆论质疑，阿尔伯塔省政府于9月2日宣布暂缓执行图书禁令，声明称"为保障经典文学作品在校园图书馆的存续"。教育部长德米特里奥斯·尼古拉德斯表示，在获悉埃德蒙顿公立学校拟移除200册图书后，已即时调整行政指令。省长史密斯则指出，该政策初衷绝非限制经典著作，并批评校方通过"恶意服从"方式对抗政策。其社交媒体声明强调："政策要点明确：1.清除图书馆中的色情图像；2.保留经典文学作品；3.请理解这两者本质区别，落实政策时无需曲解。"9月8日发布的修订政策明确允许文字形式的情色描写，但全面禁止相关视觉内容。尼古拉德斯解释称，图像可能在任何语境下被解读为色情，因此需设置更严格管控。该政策暂定执行至2026年1月。然而修订措施仍引发广泛争议，"父母权利"组织创办人坦尼娅·高批评此举仅以"无图像"为由放宽限制，认为"色情本质未变"。反对党新民主党教育评论员阿曼达·查普曼指责政府政策制造混乱，浪费教育经费。阿尔伯塔省教师协会主席杰森·席林则认为政策调整"力度不足且时机滞后"，指出禁书令本质是"政府对教育领域的越界干预"，而此次修订仅针对"本可通过沟通解决的单一问题"。

03 芬内尔版《呼啸山庄》预告引发学界争论：情色改编还是经典误读？由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编剧执导的电影《呼啸山庄》近日释出预告片，因对原著的颠覆性改编引发热议。芬内尔曾凭《前程似锦的女孩》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此次与玛格特·罗比、雅各布·艾洛蒂联袂主演。预告内容呈现与艾米丽·勃朗特原著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充斥着更具冲击力的情色元素，部分试映观众形容其为"带有压迫感的粗粝语调"，呈现出"风格化堕落"（stylised depravity）的美学特征。影片中露骨的画面与惊悚氛围，与读者期待的"传统浪漫叙事与复杂情感表达"产生显著落差。选角争议同样持续发酵，原著中希斯克利夫被定义为"皮肤黝黑"的野性角色，这一特征在人物塑造中具有关键意义，而选用白人演员艾洛蒂出演引发大量书迷不满。选角导演卡梅尔·科克伦回应称："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不是现实记录。艺术创作可以突破原著设定。"

《呼啸山庄》海报（图源：豆瓣）评论人Katie Rosseinsky批评道，将勃朗特的小说仅仅视为“一本书”，低估了其近两个世纪内产生的情感联结与文化影响力。Rosseinsky指出，该预告片用视觉冲击和极繁主义取代了实质性内容。芬内尔的改编将一部本质上与情色无关的小说转变为“两个非常上镜的人在谷仓中进行性行为的故事”。她还强调，《呼啸山庄》的核心并非爱情叙事，而是关于阶级、家庭以及成长环境的复杂探讨。因此，影片将其简化为爱情闹剧，无疑是对文本内核的背离。社交媒体上也出现强烈的反对声浪，有用户讽刺其为“电影中的抹茶迪拜巧克力labubu”，是一个由流行元素堆砌而成的奇怪闹剧。Rosseinsky补充道，还原原著不是电影唯一的出路，但是改编需要忠于原著的核心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芬内尔的版本“空有其表，缺乏实质”。04 巴美列·捷福奖入围名单揭晓，李翊云作品在列2025年巴美列·捷福奖（Baillie Gifford Prize）于近日公布入围名单，本届奖项延续了重视个人叙事与历史洞察的传统，个体经验成为焦点之一。作为英国最知名的非虚构图书奖，巴美列·捷福奖向全球写作者开放，涵盖时事、历史、政治、科学、体育、旅游、传记、自传和艺术领域的所有非小说类作品。评委会主席米伦认为“多样性”是本次入围作品的共同主题，并表示“所有评委都为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在风格、人物、主题层面呈现出的丰富性感到震撼、欣喜与欣慰。这十二部优秀作品汇聚了所有的人类生活图景。”十二部入围作品通过主题的广度与叙事的深度构筑了一幅当代非虚构书写的图景。华裔作家李翊云的回忆录《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讲述了她的两个儿子在十几岁自杀身亡的故事，被评委评价为“不同于名单上任何其他作品”，其笔触被赞“美丽而非凡”，引领读者进入“个人悲剧的深渊”。曾获该奖的芭芭拉・德米克凭借《竹林女儿》（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再次获得关注，作品通过讲述作者在中国与一对分离的双胞胎重逢的经历，以“人性化”的叙事揭示政策对家庭结构的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作家海伦・加纳的《如何结束一个故事：日记集》（How to End a Story: Collected Diaries）则因对婚姻破碎过程的坦诚记录受到评委称赞。2025入围作品（图源：Baillie Gifford Prize官网）入围作品还涵盖了历史文化题材，包括对披头士乐队中“列侬与麦卡特尼”这一创作关系的解读，以及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传记作品。二十世纪历史叙事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从二战前后布达佩斯的生活图景，到阿富汗的发展历程，这些作品展现了非虚构写作衔接个体与时代的重要作用。米伦进一步阐释评审体验：“我们深入伟大小说家的原创思想，目睹诗人如何回应科学带来的信仰挑战，也借由一家旅馆的微观视角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我们从个人悲剧的谷底，行至流行音乐史上伟大合作所达到的创造力巅峰。”本届奖项的公布也引发了业界对其赞助背景的关注。2024年6月，“无化石书籍”（Fossil Free Books）这一团体称奖项主要赞助方巴美列·捷福公司在化石燃料及以色列相关业务领域的投资，致使九个英国文学节与该公司的合作终止。然而，巴美列·捷福公司仍继续为该非虚构奖项提供赞助。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奖项与现实争议之间形成了微妙对照。